11月1日下午举行的《警察执法与公民维权冲突协调问题》研讨会上，公安大学教授周欣提出哈尔滨打死公民案件有可能推动中国鉴定制度。

    周欣说：最近出现的哈尔滨警察打死公民案件，我本来对这个案件不想做任何评价，因为没有一个结论性的意见。但是从这儿可以引发出有一个共性就是鉴定问题。我们国家的鉴定在哈尔滨的案件中我个人感觉对我们原有的鉴定制度的一次重大的冲击，我跟我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有可能导致孙志刚的情形，就是推动了我们国家鉴定制度的改革。我们国家鉴定制度是有利于打击犯罪的思想下规定的，所以决定权一直在官方，不在老百姓这儿，老百姓只有申请重新做鉴定的权利，但是没有自己自主做鉴定的权利。

    周欣认为：这个权利公检法都可以用，公安出了事之后，公安自己找人做鉴定，就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公安机关，他们的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这样的鉴定再加上有疑问的时候，老百姓或者是当事人提出来说我对这个鉴定有疑问，需要补充鉴定，需要重新鉴定，这个决定权又在官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这次哈尔滨这个案件是迫不得已同意了当事人自己请的，我是网上看到的，是不是对我不知道，因为我看是公安机关自己的新闻发布人也是这么承认的，最后不得已承认了是当事人自己请的两个鉴定人，不仅仅是允许他们在场看，而且也允许他们参与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大的事情了，就是在鉴定这一块，就我所知，以前从来没有过。

    周欣提到：这样的话紧接着后面陆陆续续，包括这两天出的案子里面都出现鉴定的问题，为什么在那起案件允许当事人找的鉴定人鉴定，我们后面的案子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推动了鉴定制度新的改变？所以我想，如果推动了鉴定制度的改变，他的问题就不是在鉴定制度了，就是在后面的审判制度了，就是在法庭上有这样一系列的不同的鉴定，官方和私方做的鉴定，必须有一个鉴定人出庭，必须出庭的时候就是推动我们审判制度的改革。所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公安大学周欣教授谈涉警案件的举证问题

    11月1日下午举行的《警察执法与公民维权冲突协调问题》研讨会上，公安大学教授周欣提出：涉警案件中的举证的问题，检察院如果介入到这个案件中来之后，他负责收集证据，这个证据是由涉案的警员还是由该单位来出具，这种证据必须要到法庭上认证。不能拿着他们的证据直接在法庭上作为定案的根据，否则的话形成一种非常难看的局面或者是非常笑话的结果，相当于一个小偷证明自己没有偷东西，法官同意了，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绝对是不可能让任何人服气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些情况不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这就很有可能群体性的事件，暴力袭警的事件会愈演愈烈。

    公安大学周欣教授：派出所不应该有侦查权

    11月1日讯下午举行的《警察执法与公民维权冲突协调问题》研讨会上，公安大学教授周欣提出：派出所不应该有侦查权。

    周欣说：“我最近对公安机关侦查权的问题我在进行了一些研究，因为我感觉到刑事诉讼法是两大块的问题，一个是我说的程序的问题，怎么考虑透明度高，更能让双方也就是国家的公权力和个人的私权力之间能够相互的平衡一些，而不是现在的现状，现在是公权力过强，而私权力过弱。”

    周欣认为：现在一系列的涉警案件当中都出现了一个派出所到底应该不应该有侦查权的问题。派出所的权力是治安管理权，为了这样的一个权力，为了达到对社会治安进行维护的目的，或者是这么一种职能，所以配备的警员、警力也是出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严打以后出现了刑警的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于是在公安系统内部，我们常说公安机关既有行政权又有侦查权，所以就互相扯，就把能上的警力给他行政权，同时给他侦查权。这个同时有一个问题，你实在没有警力，放权了以后一定要制约，可是这个制约又远远的不够，所以出现了滥用职权的情况。

    周欣说：警察滥用职权不但越来越严重，而且出现了问题以后我们其他的配套措施又不够，就是案件当中所说的一系列的关于回避制度，关于当事人聘请律师权利的问题等等这些都不到位。所以制约也好，监督也好没有到位，因此就出现了案件以后，即使是甚至于法院介入，甚至于官方高层介入也很难把这个案件做成公正的案件。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是我谈的第一点，就是关于权力配置上是有问题的。这个具体怎么解决，我想绝对不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所能解决的，必须要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也一直在呼吁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

    关于侦查权的回避，周欣认为：或者是涉及到自己机关或者是公安机关或者是叫派出所，就是涉案的单位，我个人认为集体回避不是本案的人回避，或者说是涉案的干警回避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一个单位里面，如果说是出了问题以后，作为领导都有一种自然、天然的情感联系在这儿，所以你让他去抓自己手下的人，或者是让他证明他们没有实施什么，或者是证明他们实施了什么，这些都是显然是有不可信的，或者是可信度大打折扣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